第二章 供奉御药同仁堂（11）

于大、于二等被捉拿归案后，中城察院一声号令，将他们用枷夹上，拉出示众，以儆效尤。同时发布文告：有人再敢冒充同仁堂的人卖假药，同仁堂有权将其扭送察院，“定将该犯加重治罪，决不宽宥”。

同仁堂也声明：“乃有无耻之徒，偷刻本堂门票，造做假药，勾串客店、会馆，谬称其药自本堂盗出，自甘认贼减价骗人。历年以来，远近受其骗哄者不知多少，病人受此耽误者更不知多少，损人利己，大伤本堂修合济世之心。”并劝告顾客亲临同仁堂购药，以免上当受骗。

维护自身的声誉和权益，是长期、反复的过程。利用同仁堂这块金字招牌骗人贪财的行为，不可能一下子杜绝。

同治八年（１８６９）三月，一个伙计急匆匆地来找同仁堂店东乐孟繁：“东家，杨梅竹斜街开了一个新店叫‘同人堂’，和我们就差一个字，那是一撇一捺的‘人’，不是‘仁者爱人’的‘仁’，是不是我们的分号？”

“杨梅竹斜街离大栅栏这么近，我干吗要在那儿开分号？那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？”乐孟繁回答。

“我琢磨着也是。”伙计说，“可是这两个字都是一样的音，客人很容易弄混了……”

这提醒了乐孟繁。反正杨梅竹斜街也不远，他当即约上药商张志云，和那个伙计一起，赶到杨梅竹斜街去探个究竟。

到了“同人堂”，乐孟繁他们看到两个伙计正在招呼顾客。客人问：“你们这个同人堂和大栅栏的同仁堂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我们是一家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中间的‘人’字不一样呢？”

“音同就行了呗。”

“你们别是冒名的吧？”那个顾客半信半疑。

“嘿，我们作买卖就讲诚信二字，不信您看我们的仿单，不是和同仁堂一模一样吗？要是有假，您把我们招牌砸了！”

“要是有假，您可以告官去。我们是专供御药的，不怕告！”

看到这种景象，乐孟繁气愤地说：“他们的胆子也太大了，竟敢在这么近的地方冒充咱们同仁堂！”

于是，乐孟繁和张志云联名将“同人堂”告到了五城都察院。五城都察院立即命中城察院派人前往杨梅竹斜街查访。中城察院立即封了“同人堂”，将有关人员悉数捉拿归案，并贴出了一个告示：“据同仁堂铺东乐孟繁、商人张志云呈称，杨梅竹斜街开设同人堂药铺，显系冒名影射，以假混真，且有渔利小人私刻同仁堂门票，售卖假药误人病症……似此影射冒充字号，亟应严行禁止。……倘有前项私合伪药，假冒该商号票，以及有意若混乱该商字号各情，许尔等禀明，立即严拿，详呈惩办，决不姑宽。毋违特示。”

同仁堂打假行动果断、及时，而且凭借清朝政府的力量，力度非常大，因而能有效地扼制造假行为。即使在今天，也有借鉴作用。

因为供奉御药，同仁堂还多次靠着皇家的特权，转危为安。乾隆十八年（１７５３）的一天，大栅栏突然火光冲天，在“同仁堂走水了！”“同仁堂走水了！”的惊叫声中，同仁堂的店铺被一场无情的大火吞噬了。尽管同仁堂的上上下下为灭火竭尽了全力，保下的只是一块除了断墙残瓦，什么也没有剩下的房基，以及堆房里残存的一点药材。这时的同仁堂真可谓祸不单行，不久之前，铺东乐以正病故。同仁堂预支了官银，还未及把货办完，就遭“祝融之变”，加上以前乐礼欠下的钱，即使把保下来的那块房基和药材全部赔上，也不够还债的。乐氏承继人乐以中尚在幼年，只能靠乐礼的夫人乐张氏强撑门面，一门孤寡实在难以为继，只好于乾隆十九年（１７５４）写了一纸呈文，请求不再承办官药。乾隆皇帝考虑到同仁堂始终兢兢业业，小心翼翼，为皇家遴选“地道、纯净、上乘”的药材，精心为宫廷制作质量高、效果好的各类丸散膏丹，还要以身家性命做为药品的质量担保，实在难得。更何况，同仁堂的药物早在乾隆的爷爷、父亲那一辈就有了口碑。京城虽然有不少大药铺，但是和宫廷往来密切，值得信任的又有几家？再说，乾隆七年的时候，曾经发生过乐礼突然“请退官药”的事，当时也曾允其所请，并张榜招纳其他商号供奉御药，可是没有想到，那么多大药铺，竟没有一家揭榜。乾隆只好以皇上的威权支持同仁堂，打压私债，扶了同仁堂一把。现在官商人等都知道皇帝曾不惜动用皇权支持同仁堂，同仁堂这块招牌因此更加金光闪耀了。如果现在同仁堂忽然倒了，那人们还不得笑话皇上无权无威无能吗？因此，乾隆皇帝决定，还是要给同仁堂撑腰，不过，这回要换个法子。

第二章 供奉御药同仁堂（12）

这天，乐张氏突然接到了一个意外的喜讯，皇上恩准，把本来应当充抵官债的房基地和药库里的药，仍发还乐家，以便乐家能够东山再起。乐张氏还来不及高兴，又有人来告诉她，皇上下令贴出告示招商，招愿意出资的人，和同仁堂一起供奉御药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“招商引资”。后来，果然有个最理想的人选愿意出资，扶助同仁堂供奉御药，此人就是第一代异姓药商张世基。此后直到清朝政府被推翻，供奉御药停止，都是张世基的后代充当药商，其中有记载的就有八位，他们是：张大镛、张登云、张洪、张志云、张景云、张濬、张荣。

至于张世基为什么会投资扶助同仁堂，有着不同的说法。一种说法是，张世基和乐家是世交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张世基本人就是御药房的官员，而且是乐张氏的生父。女儿遇到难处，父亲当然不能坐视；亲家遭了难，岂能不出援手？张世基的身份又是宫廷和乐家都能信得过的人物，充当药商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

当然，从表面看，同仁堂这次又靠了皇家的扶持才逃过一劫。但从根本上说，还是因为同仁堂一贯坚守“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，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”的理念，以“济世养生”为第一要务，使得皇家已经离不开它了。

这两件事也可看作是清王朝实行“破产保护”的实例，只是那时没有相关法律遵循，完全是依据皇帝的好恶，凭借皇家的特权来实行。

由此可见，同仁堂一方面常常被朝廷拖欠着药银；另一方面，又凭着自家的信誉和皇家的特权，享受着其他店铺不可能得到的优惠。真可谓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。因此，供奉御药给同仁堂带来的好处，远大于被宫廷拖欠药银、压低药价所带来的弊端。

不知是乐家祖上的高瞻远瞩，还是无意中造成，有了“供奉御药”的特权，也就在自己的头上悬了一把剑，把自己逼到了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的险境。那个无头布衣小人的故事就是告诉乐家传人，必须以生命保证产品的质量，也就是现在常说的“质量即生命”！不注重质量所付出的代价将是惨重的，无法承受的，也许这种“质量意识”的教育方法近于恐怖，但确实有效。乐家后来家大业大，乐平泉的四个儿子后来分成了“四大房”，他们之间也曾经发生过分庭抗礼、另立别号等让老一辈心寒的事，但从未见以次充好、制贩假药的丑闻，其中也有这种“质量教育”的结果。

第三节 优质优价称雄南北药市

高进高出引领东西客商

中药材的交易市场向来有“四大药都”的说法，同仁堂在南北药市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。这主要是同仁堂的进货量大，质量要求高，信誉好，而因为“供奉御药”，享有皇家特权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。

著名的“药都”祁州，现为河北省安国县，是北方最大的药市。传说东汉名臣，汉光武帝刘秀的“二十八宿”之一邳彤，曾任曲阳太守，封灵寿侯，死后葬祁州南关。此人能文能武，精通医理，济世救人，被百姓尊为“药王”。北宋时在祁州南关建起了“药王庙”，因为老百姓常到此进香，便逐渐形成了庙会，以后又由庙会逐渐形成了药材的集市。清道光年间，药业大盛，全国各路药商，纷纷云集祁州，甚至有东南亚的客商远道而来，进行药材买卖。自此，祁州以药都名扬天下，每年两次开市，时间都很长，称“天下第一药都”，列为“四大药都”之一。